书接上回。
余瘦君在核实祝瀛珠了所言无误之后，又让邮电局保卫科把外线段现任段长老闵找来了解情况。老闵对于剪断电话线的事情并不意外，他说：“剪断电话线这种操作是不必开派工单的，上级部门打个电话通知一声就行了。按照惯例，谁接听的电话，就相当于谁接下了这桩活儿，出去剪线就是，而且没有记录，一直都如此”。
调查至此基本可以肯定，确实有人从“避风堂别馆”给警察局打过电话，但问题是，据“避风堂别馆”对面茶食店的伙计表示，冲进“避风堂别馆”去抓人的那些人拿的都是驳壳枪，好像不是警察，经余瘦君调阅旧警局的档案和对旧警员进行的调查，没有发现原国民党警察局在1949年4月5日那天出动过二十人以上的武装便衣执行特别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余瘦君决定顺着警察局这条线索往下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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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10点多，余瘦君驾驶一辆吉普车赶到无锡，要与苏南行署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见面，按规定，“华东八室”侦查员侦办的案件只能向主任甄真汇报，而黄赤波不过是协助办案，余瘦君此时要求苏南行署公安局配合实施他计划的“打草惊蛇”策划。
原来余瘦君根据调查到的情况分析，“避风堂别馆”发生的原因，并非国民党方面事先掌握情报设伏蹲守，而是郁钧汉进入“避风堂别馆”后，该处内部人员拨打了告密电话。因为根据祝瀛珠的证词也表明，从“避风堂别馆”拨出的那个告密电话是打给旧警局的某个神秘人物的。因为在当时，只要是存在“军统”、“中统”的城市，不少特务的公开身份就是警察，以便衣侦缉队居多，苏州的旧警局自然也不例外。余瘦君推测，接听从“避风堂别馆”打来的告密电话的人，是具有特务身份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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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瘦君向黄赤波提议，由苏南行署公安局派遣几位精干的警察进驻苏州市公安局，与苏州市局的刑警一起，组建一个联合侦查专班，进行公开排查工作，就是要惊扰这个暗藏的特务，只要把气势造出来，对方就会多半出昏招了。此时余瘦君就缩在章公馆不再露面，而那边黄赤波则与苏州市公安局局长丁兆甲协商组建联合侦查组，对外宣布成立联合侦查专班，对去年清明节发生的“避风堂别馆”进行调查。
这架势黄局长还嫌不够，又给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打电话，要求借一台钢丝录音机。这玩意当时属于高科技，整个上海市公安局就有一台录音机，那是侦办要案时才能使用的“镇局之宝”，谁想动用，得经扬帆局长签字。为了办案扬帆答应了，但他告诉黄赤波，上海市局派两个人把录音机送过去，无锡这边不能碰机器，都由他们操作，为期三天，这一切都发生在六月底的时候。7月4日上午，中区分局接到三元坊锦潭发现一具浮尸的报案，即戚裁缝被杀案，这就是过往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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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余瘦君得知戚裁缝的另一个身份是国民党吴县警察局的一名警官的时候，立即意识到，敌人开始动手了，于是，就有了丁兆甲局长通知许震中止调查、移交卷宗的一幕。
余瘦君认为戚裁缝既然曾为旧警局的众多高层提供过制衣服务，应该听说过有关“4945案件”内幕消息的可能。于是余瘦君提议该案由刚成立的联合侦查专班接手侦办，由他担任组长，第二天，联合侦破组的十二名警察赶往章公馆报到。余瘦君见面时说道:“我叫乐致礼，奉上级指派，主持侦破工作，现在我宣布由景远望同志和宋烈夫同志担任第一、第二侦查组组长，顺便说一下，咱们这个侦破组任务重大、保密性强，两组侦查员互相之间不能谈及各自的工作，这是一条纪律必须严格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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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瘦君把专案组马分为两拨，一拨负责调查死者戚福升解放前的历史情况，重点是旧警局由那些有特务身份的中高级警官，另一拨负责查摸戚福升在苏州解放后的情况。经过三天的调查，由景远望第一组的调查报告出来了。
戚福升以其出色的裁缝手艺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驻苏州市党部的军统裴武春的赏识，于是给了一个市警察局的编制，还给了一个“署员”的警衔。署员是警官中的最低级别，却与普通的警察有天壤之别。当时戚福升贪恋女色，跟原配夫人尹龙珠的关系不好，尹氏娘家早年土匪出身，得知戚裁缝有外遇，因此时不时殴打戚福升。而现在戚福升“署员”的警衔，尹氏娘家人就不敢轻易殴打戚福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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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组侦查员在旧警局档案里找到了财务科的若干份公款支出账单。经统计，整个苏州警务系统中，约有三成中高级警官都穿过戚裁缝制作的服装，实际上，戚福升为这些警官提供的服务都是正常往来。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又开始调查具有特务身份的中高级警官，因为突袭“避风堂别馆”的那伙人疑似来自特务系统，可档案中却无哪个警官是特务身份的记载。经了解，旧警局原人事科内勤警员彭友仁是旧警局资格最老的人事科科员，干了将近三十年，直到苏州解放。这人记忆力出众。
苏州解放后，因发现他是“一贯道”骨干分子，但因为没有作恶，所以判了两年徒刑，于是景远望带着两个警察前往狮子口监狱提审彭友仁，在提审彭友仁警方表示，只要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就可以提前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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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友仁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他居然能把戚福升的简历说了一遍，竟然和警方了解到的情况如出一辙。接着，他又向警方提供一个秘密情况:“童优君跟戚福升私下关系不错，只是局里的人都不知道，你们可以调查一下这个人。”
景远望就问：“这个姓童的家伙，怎么以前没听说过”?
彭友仁则缓缓说出一件事情来，此人以前不叫童优君。日本人占领苏州后，日伪警察局副局长尤信初和彭友仁关系不错，是发小。尤信初是“军统”，后来投降汪伪，改换门庭成为日伪警察局的副局长，但暗中领导一个“军统”地下小组搞情报，彭友仁还帮过他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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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41年中秋节前后，尤信初让彭友仁按照他提供的原始材料做一份表格。其实就是整理“军统”地下小组成员收集的情报进行汇总，当时每个特务各自写在大大小小的纸头上，最后汇总到尤信初手里。尽管字迹各异，就是人名后面加阿拉伯数字，大多是个位数，也有少量十位数的，其中一个叫孟存良的数字最大21。而且，这个姓孟的钢笔字写得不错，一看就是练过书法的。由此，他就对孟存良这个名字留下了印象。
彭友仁把表格做好交给尤信初，尤让他随便想个化名写在最后，名字后面的数字是7。彭友仁问这是什么意思，尤说要过节了，上峰要犒劳咱们，这些数字是指今年以来完成了几件任务。三天后，彭友仁拿到了十四块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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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尤信初调往南京鸡鹅巷“军统”总部任职，他领导的地下小组自然也解散了。继任副局长是劳如钢，此人文化不高，面对新警察填写的表格，就让彭友仁重新整理，彭友仁在整理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张表格上的字迹有些眼熟，每个字都有点儿斜，可斜得让人看着舒服，仔细回忆一下，这是孟存良的笔迹。不过，这人以新警察身份进入警局时已经改了名字叫童优君。此人技术特长只有一样:汽车驾驶。那时司机属于技术工种，因此劳如钢就将其安排到汽车班去了。戚福升经常给警察改制衣服，为了不迟到，局长就经常让童优君开车接送。次数一多，两人就成了朋友，因为这二位有共同的嗜好：喝酒和嫖娼。
根据彭友仁提供的上述情况，景远望判断童优君可能是“军统”特务，戚福升经常与其厮混，不排除已被童发展为军统的可能。那姓童的司机后来去了哪里，因为在档案警员中怎么没有这个名字?彭友仁表示，解放前两三个月，童优君因为得罪了上司被开除了，苏州解放后，听人说他好像在做“鱼牙子”，也就是太湖渔民和水产批发行之间的中介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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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远望、韩春生、小朱三个随即去水产批发市场打听，得知童优君现在搞了一辆快报废的卡车跑鱼货运输，在苏州解放不久，他因当过特务，被押解到南京去了，可往南京市公安局打打电话一问，南京方面回复查无此人。余瘦君闻讯，立即下令，在苏州全市各警务单位调查童优君或孟存良。
当时第二小组的调查戚福升在苏州解放后，尤其是在戚福升在收容大队的情况，是否与历史上曾有“涉特”行为的收容对象有过接触，以及是否与解放前结交甚密的暗娼仍有交往，若有，则还须查明那些暗娼是否有过跟国民党特务打得火热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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